在以往许多史家的笔下，宋朝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朝代，首先是军事上的孱弱无力，在北方外族的入侵下屡战屡败，并且两度亡于外族之手，再是政治上因循守旧，长期受“冗兵、冗官、冗费”的拖累，而稍有点作为的改革，如范仲淹的“庆历新政”，王安石的推行“新法”，结果都归于失败。不可否认，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，十一世纪的一百年中，宋王朝却在“积贫积弱”、“冗官冗费”之外，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少见的政治稳定、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的局面。宋太祖趙匡胤鉴于历代政治之得失，在基本巩固了国内的局势之后，即着手加强中央集权，陆续将行政、财政、司法和军事诸权力集于一身，经过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神宗等的进一步完善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十一世纪的宋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    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一个世纪里，通过整肃宫闱，没有出现后妃干政的现象；通过抑制宦官，没有出现阉党乱政的现象；通过睦亲懿好，没有出现宗室倾轧的现象；通过恩威防堵，没有出现外戚跋扈的现象；通过罢典禁兵，没有出现藩镇割据的现象；通过生息养民，没有出现民众暴动的现象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，以上举措终宋一代都得到了很好的实行，虽然宋朝边衅不断，但国内的政治局势数百年中都是比较清明和稳定的。上述几点，即使是汉、唐、明、清等煌煌盛世都未曾全部实现过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宋朝国内的政治稳定，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，1004年宋辽“澶渊之盟”的订立，结束了黄河流域长达二百余年的长期混战局面，为宋王朝赢得了一个世纪的和平。借此良机，宋朝经济快速发展，无论是农业、手工业，还是国内商业、对外贸易，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，尤其是东南一带更是成了全国经济的支柱，仅农业方面，无论是农田灌溉的面积，还是水渠沟堰的规模，无论是农业耕种技术，还是农作物的产量，都远远超过前代王朝，即使与后代王朝相比，就人均水平而言，也是遥遥领先的。仅太湖流域所产粮食就能供应全国所需，于是时谚有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的说法。从柳永的一首词里，我们可以窥见这一个世纪宋朝经济的发达程度：

    “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重湖叠巘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”

    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科技的进步，宋代的科技成就，不仅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，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。别的不说，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四大发明，其中的三项——活字印刷、火药、指南针，就是在这一个世纪完成和开始应用的。后来英国哲学家培根评述说：“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、宗教或显赫人物，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。”可见在哲人的眼里，国家的成就不在于武力的强大和疆土的辽阔。还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沈括也生活在这个世纪，他撰写的《梦溪笔谈》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技等方面，其中关于科技的内容占到三分之一，具体包括数学、天文、历法、气象、地理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、农林、水利、建筑、医药诸多领域，是一部划时代的科技百科全书。因此，沈括被誉为“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”。

    同时，宋朝在十一世纪的文化昌盛与唐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文人士大夫的地位之高，所受的待遇之优渥，为其他朝代所无法比肩。宋太祖曾立下“誓碑”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。因此，宋代文人敢于议政，也敢于犯颜直谏，即使触怒皇帝，也没有杀头灭九族的危险，更没有当众廷杖的肉体折磨和人格侮辱，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贬到偏远的蛮荒之地。为了吸引和笼络人才，宋朝向文人学子敞开了科举这条阳光大道，录取的名额不仅多，而且不重谱牒、不重乡贯、不重门第，甚至有意创造条件，让孤寒之家的子弟脱颖而出。通过读书、科举邀取地位、声望、财产，成为一条捷径和正途，宋真宗更是亲书“御笔”鼓励读书人：

    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房不用架高梁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出门莫恨无随人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男儿欲遂平生志，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

    在“抑武兴文”的政策背景下，宋代的文化蓬勃发展，在哲学、文学、史学、艺术、教育、出版等各个领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，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哲学方面，周敦颐是公认的理学创始人，邵雍在易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先天象数学，张载提出了“气”这一哲学概念，程颐、程颢作为周敦颐的弟子，进一步完善和开拓了理学，确立了理学的目标即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，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散文方面，“唐宋八大家”中，就有王安石、欧阳修、曾巩和苏轼、苏洵、苏辙六位大家在这一个世纪里争相闪耀。诗词方面同样不输于任何时代，其中的“宋词”，更是突破了诗的字数、句数、韵脚、长短等诸多限制，可以表达更加丰富的思想感情，也更加易于述事和便于歌咏，因其词的风格各异又有所谓“婉约”与“豪放”之分，但不论其婉约也好，豪放也好，从“诗”中解放出来的“词”，都更加贴近日常生活，逐渐为底层民众所接受和传诵。这一世纪著名的词人包括晏殊、晏几道、贺铸、柳永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周邦彦、欧阳修等，他们创作了大量人们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，从此大江南北、寻常巷陌都有了词的身影，高雅的文化不再为达官显贵所垄断，在普罗大众中得到了最广泛的普及。